杨朝明，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五、六届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学术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理事、《走进孔子》主编。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决策咨询委员会特聘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文明和传统文化、孔子儒学与中国早期文献。出版《鲁文化史》《周公事迹研究》《儒家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论语诠解》《孔子家语通解》《〈孔子家语〉综合研究》《孔子之道与中国信仰》《孔孟正源》《国学通识课》《从文化自知到文化自信》等著作。曾受邀参加中央电视台“读书”“开讲了”“典籍里的中国”“中国考古大会”等品牌节目。
［摘 要］本文围绕《论语·为政》与孔子“成德”之教体系展开研究。孔子构建了以文德教育为核心的“施教”体系，包括诗书启蒙、孝悌为本、仁义立身、礼乐教化四个循序渐进的步骤，旨在培养品德高尚、文化修养深厚之人。《论语·为政》围绕“为政以德”，从诗书、孝悌、仁义、礼乐等方面深入探讨了为政者素质培养和社会治理问题，与孔子“施教”体系在目标、内容和逻辑上高度契合，二者相互印证，展现了孔子思想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从教育逻辑来看，其以“诗书—孝悌—仁义—礼乐—文德”为递进链条，既遵循了“由文入理、由情及行”的认知规律，又实现了“知识奠基—伦理实践—价值内化—行为规范—人格完善”的教育闭环。在当代，其思想对教育领域注重品德培养与全面发展、社会治理倡导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深入研究并借鉴其中的智慧，有助于推动教育改革、促进社会治理。
［关键词］《论语·为政》；孔子；“成德”之教；“施教”体系；立德树人
“第二个结合”开拓了中华传统文化创新的空间，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引下，我们得以在中华文明宝库中深入挖掘、汲取智慧。当我们思考“立德树人”的问题时，往往会想到孔子的“成德”之教。《孔子家语·弟子行》有重要记载：“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诗》《书》，而道（导）之以孝悌，说（悦）之以仁义，观之以礼乐，然后成之以文德。盖入室升堂者，七十有余人。”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成德”之教贯穿其教育过程始终，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特别有意思的是，人们熟知的儒学经典《论语》之第二篇《为政》，与孔子的“成德”之教体系密切相关。认真研究这两篇文献，对于今天更好完成“立德树人”这一教育根本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目标，“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可见，德育占据核心地位，关乎学生品德修养的塑造、正确价值观的树立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因此，研究孔子“施教”体系中蕴含的极为丰富且深邃的德育智慧，深入探究其“施教”思想，可以为新时代德育教育开拓具有创新性的实践路径。
一、孔子立德树人的“施教”体系
孔子所构建的“施教”体系，蕴含着超越时代的深刻智慧，对后世教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孔子家语》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孔子的教育体系以文德教育为核心，其教育步骤循序渐进、环环相扣，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
（一）诗书启蒙：开启智慧与品德之门
“先之以诗书”，即以诗书为先。在孔子的“施教”理念中，“诗书”被置于首要位置，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早在孔子之前，就有“诗书礼乐”之教，然而到了孔子所处的时代，“诗书缺”而“礼乐废”，于是，孔子对相关典籍进行了整理、编纂，形成了《诗经》《尚书》等经典。据《论语·阳货》记载，孔子积极鼓励弟子们学习诗歌，他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在孔子的认知里，诗歌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学作品，更是具有多重价值的教育资源。诗歌能够激发人们内心丰富的情感，培养敏锐的社会观察力，促进人与人之间的良好交往，还为人们提供了抒发内心不满的途径。同时，学习诗歌可以极大地丰富人们的知识储备，并涵盖自然、社会等多个领域。正因如此，诗歌成为孔子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孔子对《诗经》进行了精心选编与整理。《诗经》中的诗篇大多源于民间生活，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情感世界、思想观念以及社会整体风貌。诗教巧妙地以情感为切入点，凭借生动鲜活的文学形象和富有节奏韵律的语言，深深地触动了学生的内心世界，并使其不由自主地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在这种情感共鸣的引导下，他们会对社会万象和人生哲理产生更为深入的思考和感悟。这不仅使学生的知识储备得到充实，更在潜移默化中对他们的品德塑造产生深远影响。例如，孔子将《关雎》置于《诗经》篇首。先儒们在论述诗教时指出，《关雎》体现了“后妃之德”，具有端正夫妇关系、引领社会风气的重要作用。在孔子的教育理念中，这首诗旨在引导学生从正确认知爱情出发，学会克制自身情感，遵循“发乎情，止乎礼”的道德规范，让情感在礼仪的框架内得到升华，进而培养良好的品德和修养。
《尚书》同样与教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教化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道德规范与价值导向方面，《尚书》记载了上古至周初的大量史实，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关于修身和治国理政的思想理念。比如《尧典》中的“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强调君主应当具备高尚的品德，并以自身的表率作用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为人们树立崇高的道德标杆。在政治素养与治理能力培养方面，书中详细记录了古代圣王的治国之道、施政方针，以及君臣之间的互动交流。比如“敬天保民”的思想深刻教导统治者要以民为本，这对于培养政治责任感和提升治理智慧具有重要意义，为有志于投身政治的人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先进的理念。在文化认同与民族凝聚力强化方面，《尚书》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记忆和深厚的文化传统，人们通过学习和传承《尚书》，能够深入了解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核、发展历程以及独特的精神世界，从而极大地增强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这种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能够有效凝聚人心，为维护国家的统一稳定奠定坚实基础。
从学理角度深入分析，《诗经》《尚书》承载了大量的义理，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和深刻的人生哲理，是培养品德和启迪智慧的源泉。孔子之前，官学就已将“诗书”列为学习内容，《礼记·王制》中提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孔子继承了王官学的教化传统，凭借自身的智慧和努力，整理出《诗经》《尚书》作为教育学生的重要教本。孔子之后，历代儒家学者不断对《诗经》《尚书》进行深入研习，并将其中蕴含的道理与自身的思想有机结合，逐渐形成了丰富多样、内涵深刻的思想体系。
（二）孝悌为本：筑牢道德根基
“道（导）之以孝悌”，即以孝悌之道为先导。《论语·学而》明确指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在“施教”过程中，始终将孝悌视为做人的根本。在《孔子家语·哀公问政》中，孔子对此有进一步阐述：“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这清晰地表明，从父母、兄姊等亲近之人开始培养爱与敬的情感，能够促使民众之间和睦相处。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在个人成长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孝悌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基于血缘关系的情感教育和道德培养。在家庭环境中，孩子最早接触到的就是父母和兄长，他们之间的情感联系也最为紧密和直接。在这样亲密无间的氛围中，培养孩子对父母的孝顺和对兄长的敬爱，是一个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教育过程。当孩子在家庭中积极践行孝悌之道时，他们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学会关爱他人、尊重他人，并且勇于承担自己应尽的责任。这种在家庭内部获得的情感体验和道德实践，为孩子的道德发展构筑了坚实的根基。随着孩子逐渐成长，他们会将在家庭中培养起来的爱与敬的情感延伸到社会中的其他人身上，从而推动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这种从家庭到社会的道德扩展，充分体现了孝悌作为“仁之本”的重要意义和深远价值。
从社会层面来看，孝悌教育对于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具有重要作用，进而会对整个社会风气产生积极影响。《论语·颜渊》中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之说，在儒家思想中，一个充满孝悌之情的家庭，其成员之间相互关爱、相互尊重，家庭关系和谐而稳定。这种和谐的家庭氛围不仅有利于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和个人发展，还能为社会的整体和谐稳定贡献力量。当众多家庭都积极践行孝悌之道时，整个社会就会形成一种尊老爱幼、和睦相处的良好风气，社会也会更加稳定有序。
此外，孝悌教育与儒家的“忠恕”思想紧密相连、相辅相成。“忠”强调的是对自己内心道德准则的坚守和忠诚；“恕”则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能够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一个人只有在家庭中通过孝悌教育培养起“忠”的品质，才能够在社会中更好地践行“恕”道。例如，当一个人能够深刻理解父母的辛苦和付出，尊重父母的意愿时，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他也能更容易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的处境和感受，从而做到宽容和体谅他人。
（三）仁义立身：树立正确价值导向
“说（悦）之以仁义”，即以仁义为核心与重点进行教育。孔子强调“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孟子也提出“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仁”是友爱、互助、同情等多种美好道德的集中体现，其核心在于“反求诸身”或“反求诸己”（《孟子·公孙丑上》），即时刻反省自身。人们要从自身出发，努力做到“克己复礼”，然后将这种仁爱之心推己及人，最终达到孔子“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泛爱众”（《论语·学而》）的理想境界。而“义”则要求人们在行为过程中遵循恰当的准则，确保行为的适宜性和正当性。“仁”是一种内在的道德情感和高尚品质，体现了对他人的关爱和尊重；“义”则是外在的行为准则，规定了人们在不同情境下应该如何行动。“仁”是“义”的内在基础，只有内心充满仁爱，才会在行为上遵循“义”的准则；“义”是“仁”的外在表现，通过践行“义”的行为，可以进一步培养和深化内心的仁爱。
“反求诸身”是实现仁义的关键环节。它要求人们时刻保持自我反思的意识，对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进行审视，判断其是否符合仁义的标准。当人们在面对问题或选择时，不是首先去指责他人，而是先从自身寻找原因，这样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例如，在与他人发生冲突时，如果能够反思自己的言行是否有不当之处，尝试站在对方的立场去理解对方，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从而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和信任。这是一个自我反思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提升自我、践行仁义的过程。
推己及人是践行仁义思想的重要方式。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就是推己及人的具体体现。它要求人们在与他人相处时，要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也不要强加给别人。这种换位思考的方式，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他人的需求和感受，从而在行为上更加尊重他人的利益和尊严。当每个人都能够做到推己及人时，社会就会充满关爱与和谐。总之，仁义思想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它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面对各种利益诱惑或道德困境时，能够以仁义为指引，做出符合道德规范的选择。
（四）礼乐教化：规范行为与涵养性情
“观之以礼乐”，即“以礼乐观之”，意在让受教育者眼观礼乐，并将礼乐作为教育的重要辅助手段。《中庸》和《孔子家语·哀公问政》都有记载：“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以生也。”从这句话可以看出，“礼”源于“仁”与“义”，是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保障。周代的“礼乐教化”通过丰富多样的礼仪规范，如庄重肃穆的祭祀礼、意义重大的成人礼等，教导民众学会恭敬谦让、和睦相处。其中，“礼”主要规范人们的外在行为，而“乐”则侧重于涵养人们的性情，使人们在和谐愉悦的氛围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教育。
“礼”作为一种外在的行为规范，具有明确的仪式和准则。它广泛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家庭内部的日常礼仪到国家层面的重大典礼，从人与人之间的普通交往到政治活动中的各类场合，都有相应的礼仪规范加以约束。例如，祭祀礼是人们对祖先和神灵表达崇敬之情的重要仪式，通过祭祀活动，人们不仅能够追思和感恩先人，还能强化家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成人礼则标志着一个人从少年走向成年，开始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在成人礼中，年轻人会接受家族和社会的教诲，明确自己的身份和使命，为未来的人生做好准备。这些礼仪规范并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存在，更是道德教育的重要载体。它们通过具体的行为动作和严谨的仪式流程，引导人们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高尚的道德品质。在参与礼仪活动的过程中，人们能够学会尊重他人、遵守秩序。例如，在宴饮活动中，人们应遵循座位排序、用餐礼仪等规范，这不仅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还培养了自己的自律意识和修养。
“乐”与“礼”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礼乐教化的完整体系。“乐”包括音乐、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具有触动人们心灵、激发情感共鸣的强大力量。不同风格和节奏的音乐能够表达出不同的情感和意境，进而对人们的性情产生影响。例如，庄重肃穆的音乐能够让人感受到敬畏和庄严，使人们的内心更加虔诚；欢快活泼的音乐则能带来愉悦和轻松的心情，缓解人们的压力。在周代的礼乐教化中，乐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礼仪活动中。在祭祀礼中，配合祭祀仪式的音乐极大地增强了祭祀的神圣感；在宴饮中，优雅的音乐则营造出和谐融洽的氛围，促进了人们之间的交流和互动。通过“乐”的熏陶，人们的情感得以净化和升华，内心变得更加平和、善良。同时，“乐”还有助于培养人们的审美能力和艺术素养，使人们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
以射礼为例，其中包含着深沉的修身体验——“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在射礼过程中，参与者不仅要熟练掌握射箭的技艺，还要严格遵循各种礼仪规范。从站立的姿势、拉弓的动作，到发射的时机，都有明确而严格的要求，这些要求能够培养人们的自律和专注精神。同时，射礼还强调“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礼记·射义》），这体现了一种自我反思的谦逊品德。在射礼中，人们通过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行为，追求内心的中正和外在礼仪规范的统一，从而达到修养品德、提升自我的目的。
二、《论语·为政》与孔子的“施教”体系
在研究孔子的“施教”体系时，我们可以发现，《论语·为政》与《孔子家语·弟子行》的记述若合符节，二者所呈现出的内在逻辑高度一致。一方面，这印证了《论语》的编纂不是随意的排列，而是精心的编排；另一方面，这也反证了《孔子家语·弟子行》所记载的孔子“施教”内容值得高度重视。
在《论语》中，《为政》是第二篇，地位特殊。作为《论语》首篇的《学而》，是全书的总纲，是对孔子思想的总括，《为政》紧随其后，是孔子思想在政治领域的具体展开。这不仅体现了《左传》所说的“学而后为政”，更重要的是它彰显了孔子思想中“为政”的重要意义。该篇围绕“为政以德”这一核心观点展开，深入探讨了为政者的素质培养以及社会治理的诸多关键问题。而孔子的“施教”体系，旨在培养具有高尚品德和卓越治国理政能力的人才，二者之间联系紧密且不可分割。最重要的是，二者在内容逻辑上彼此呼应，这当然不会是巧合而已。
（一）《论语·为政》的结构解析
《论语·为政》以“为政以德”为核心，各章节之间逻辑紧密、条理清晰，层层深入地构建起一个完整的论述体系。
1.为政以德：开宗明义的主旨确立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一开篇之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为政者应以德治国的理念。孔子将“为政以德”比作北极星，形象地阐述了有德之君在治理国家时所具有的强大向心力和引领作用。正如北极星处于天空的中心位置，众多星辰环绕其周围，有德的为政者也能够得到民众的拥护和追随。这一观点不仅体现了孔子对理想政治的不懈追求，更是后续论述的核心和出发点，为《为政》整篇的论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诗书之教：价值观念的文化奠基
《论语·为政》中有多处体现了诗书之教的重要性。“《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句话强调了《诗经》对人思想的净化和引导作用，即“诗”能够使人们的思想趋于纯正。这里虽然只提到了“诗”，但也可以理解为代指“诗书”。正如《孔子家语·弟子行》的“吾闻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诗》《书》”，而《大戴礼记》中却表述为“吾闻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诗”，二者道理相通。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句话通过对比法治和德治的不同效果，突出了培养民众正确价值观念的重要性。学习诗书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因为“诗书”尤其是“书”（即《尚书》）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和价值观念。“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孔子自述其学习历程，表明从小树立正确的学习志向对于个人成长的关键意义，进一步呼应了诗书之教在培养正人君子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些内容都充分表明，《论语·为政》将“诗书”作为培养为政者和民众正确价值观念的重要手段，这与孔子“施教”体系中“先之以诗书”的理念高度契合。
3.孝悌之教：人伦道德的实践根基
在《论语·为政》中，孔子与弟子关于“孝”的对话占据了四章。孟懿子问“孝”，孔子答以“无违”，并进一步解释为“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强调在父母生前和死后都要以礼相待；孟武伯问“孝”，孔子说“父母唯其疾之忧”，提醒子女要关注父母的身体健康，并体察父母对自己的关爱；子游问“孝”，孔子强调“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指出“孝”与“养”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怀有敬爱之心；子夏问“孝”，孔子提出“色难”，说明在侍奉父母时保持和颜悦色的重要性。这些对话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了“孝”的内涵，引导人们思考“孝”的本质，将孝悌从外在的行为规范上升到道德情感和伦理认知的层面，充分体现了孔子“道（导）之以孝悌”的教育理念，促使人们在践行孝悌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对人伦道德的理解和感悟。
4.仁义之教：人生价值的方向指引
在谈“孝”的章节之后，《论语·为政》的诸多内容都围绕仁义展开，可见这是教育的中心与重点。“君子不器”，意在告诫人们不要成为只具备单一功能的工具性存在，而要有独立的价值判断和道德选择，突破狭隘的局限，以更广阔的视野、更高尚的道德标准去面对生活。“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这教导人们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动机、做事方式和内心喜好来了解其品德，这是在实践中运用仁义标准的体现，有助于使人在人际交往中明辨是非，选择与品德高尚之人同行，也警醒自己以仁义规范自身行为。“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以及“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都与个人的品德修养和价值追求相关，强调了在学习中不断反思、在言行上注重诚信、在人际交往中秉持公正的重要性。这些都是遵循仁义原则的具体表现，呼应了孔子“说（悦）之以仁义”的“施教”内容，引导人们在人生道路上做出正确选择，实现自我价值。
5.礼乐之教：强化制度与文化认知
《论语·为政》中关于礼乐的内容虽仅两章，但意义重大。“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是从“礼制”层面阐述三代之礼的传承与演变，表明“礼”的制度在不同时代虽有形式上的变化，但其内涵实质是稳定的，凸显了“礼”的延续性和权威性，使人们明白遵循“礼”的规范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和传承文化的重要意义。“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这是在“礼仪”层面上，从祭祀礼仪的角度出发，强调信仰和行为的正确性，体现“礼”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作用。不合“礼”的祭祀行为被视为谄媚，面对正义之事却不付诸行动则被认为缺乏勇气，这从正反两个方面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举止。这两章从制度和仪式两个方面帮助人们理解“礼义”，展现了礼乐在社会制度和文化层面的重要性，与孔子“观之以礼乐”的“施教”体系相呼应，引导人们深入理解礼乐文化，进而遵循礼的规范，维护社会秩序。
（二）《论语·为政》与“成德”之教体系的互文关系
《论语·为政》与孔子“施教”体系在多个方面相互印证，二者紧密结合，共同展现了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政治理念（见表1）。
《孔子家语·弟子行》所述孔子“施教”以“成之以文德”为目标，而《论语·为政》开篇即言“为政以德”，这表明经教育而成的有德性的人才，才可以更好地“为政”。人类形成社会、组成国家后，自然会产生分工，这就需要人心整合与社会国家的安宁，就需要有格局、能担当的精英即为政者引领方向。孔子说“政者，正也”，为政者要明道修德，有开阔的格局和良好的修养，才能引领社会国家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行。这正是孔子“施教”体系形成的内在原因，也是孔子倡导“为政以德”的根本出发点。
结合表1，将《孔子家语·弟子行》所述孔子“施教”体系与《论语·为政》相比较，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1.目标一致：培养有德的为政者
孔子“施教”体系的目标是“成之以文德”，旨在培养能够治国理政的人才。《论语·为政》围绕“为政以德”展开，强调为政者应具备高尚的品德，通过学习诗书、践行孝悌、秉持仁义、遵循礼乐来提升自身修养，进而实现“德政”。例如，在“先之以诗书”的过程中，为政者通过学习诗书培养“思无邪”的品质，为成为有德之君奠定思想基础，这使其在面对复杂的政治局面时，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判断。“道（导）之以孝悌”则从家庭伦理入手，培养为政者的仁爱和敬畏之心，并将这种品德延伸到国家治理中，使其以民为本、关爱百姓，进而赢得民众的支持与信任。“说（悦）之以仁义”引导为政者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在决策和施政中坚守正义，以公正的态度处理政务，从而维护社会的公平与和谐。“观之以礼乐”使为政者熟悉社会制度和文化规范，以礼治国，使国家在有序的制度和良好的文化氛围中发展。可见，《论语·为政》各章节的论述都是为了培养符合“为政以德”标准的为政者，与孔子“施教”体系的目标高度一致。
2.内容互补：全面构建教育与为政体系
孔子“施教”体系中的诗书、孝悌、仁义、礼乐四个方面，在《论语·为政》中都有具体体现和深入阐述。《论语·为政》丰富了孔子“施教”体系的内容，使其更加具体可感。例如，在论述诗书之教时，其中不仅提到了《诗经》“思无邪”的作用，还通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等论述，进一步说明了诗书之教在塑造民众道德和价值观念方面的重要性，补充了孔子“先之以诗书”的教育理念在社会治理层面的应用，让人们明白诗书之教不仅关乎个人修养，更对社会治理有着深远影响。在孝悌之教方面，《论语·为政》记录了孔子与弟子关于“孝”的多角度对话，从不同侧面深入探讨了“孝”的内涵和实践方式，为“道（导）之以孝悌”提供了具体的案例和指导，使孝悌教育更具可操作性。在仁义和礼乐之教方面，《论语·为政》的相关论述也都紧密围绕孔子“施教”体系的核心内容展开，使教育内容与为政实践相结合，全面构建起一个完整的教育与为政体系。这一结合既体现了教育为政治服务的功能，也彰显了政治对教育发展的推动作用。
3.逻辑契合：层层递进，逐步深化
孔子“施教”体系是一个层层递进的过程，从诗书开启智慧和心灵转向，到孝悌奠定人伦道德根基，再到仁义塑造高尚道德人格，而后通过礼乐规范行为和社会秩序，最终实现“成之以文德”的目标。《论语·为政》的结构安排同样遵循这一逻辑：开篇提出“为政以德”的总纲领，随后依次论述诗书、孝悌、仁义、礼乐在培养为政者品德和能力方面的作用。每一部分内容都在前一部分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深化，如在论述以诗书之教培养正确价值观念后，通过孝悌之教将这种价值观念落实到家庭伦理中，使道德教育更具实践性和根基性，进而在仁义之教中拓展到更广泛的社会道德层面，提升为政者的道德境界和社会责任感，最后在礼乐之教中以制度和文化的形式对前面的内容进行规范和升华，使整个教育和为政体系更加完善和有序。这种逻辑上的契合，使《论语·为政》与孔子“施教”体系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更加清晰地展现了孔子思想的系统性和连贯性。
三、孔子“施教”的合理性：基于《论语·为政》与教育逻辑
孔子“施教”体系的合理性，植根于其对教育规律的深刻把握、对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以及对人性发展的本质洞察，形成了穿越时空的教育智慧范式。从教育逻辑来看，其以“诗书—孝悌—仁义—礼乐—文德”为递进链条，既遵循“由文入理、由情及行”的认知规律，又实现了“知识奠基—伦理实践—价值内化—行为规范—人格完善”的教育闭环，使“知、情、意”在层层递进中达成统一。置于历史语境，这一体系是对周代“王官之学”的平民化革新，通过“有教无类”将贵族文化转化为平民教育资源，针对春秋乱世的伦理危机，构建了从个体修身到社会治理的价值修复路径。在教育哲学层面，这一体系实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既强调“诗书”的知识载体功能，又以“孝悌、仁义、礼乐”为道德内核，避免教育沦为技能灌输，为培养“文质彬彬”的完整人格提供了系统性方案，兼具历史针对性与理论超越性。
（一）锚定“止于至善”的教育目标
中国文化中“守正创新”的核心理念，将“守正”视为“创新”的根基；而人才培养的重要前提，正是锚定人生方向之“正”。孔子以“政者，正也”精辟概括了这一思想，所谓“正”，既是个人品德修养的基准，也是社会治理的根本。从文化根源来看，中华先哲将思维置于“天地之道”的框架中，认为人唯有效法天地运行的规律，才能恪守天理、不逾规矩。如《孔子家语·大婚解》中鲁哀公向孔子请教“君子何贵乎天道”，便体现了古人对“天道”这一终极价值的重视，而“天道”落实于人事，即转化为“正”的行为准则与人生方向。
1.目标的道德指向：以文德为基，臻于至善
孔子“施教”体系以“文德”为终极追求，强调通过教育实现品德与文化修养的统一，即培养“文质彬彬”的君子。这里的“文德”并非单纯的知识积累，而是“文”（文化典籍）与“德”（道德实践）的融合：通过研习《诗经》《尚书》等经典开启智慧，再以孝悌、仁义、礼乐等规范约束行为，最终达成人格的完善。这一目标与《大学》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理念深度契合——“明明德”是发掘内在善性，“亲民”是将道德推及社会，“止于至善”则是道德完善的终极状态。孔子认为，教育的核心不是技能灌输，而是通过“思无邪”的诗书启蒙、“反求诸己”的仁义自省，使个体在“知、情、意”的统一中实现道德自觉。正如《论语·雍也》所言，“人之生也直”，唯有以“正直”为立身之本，才能在纷繁世相中坚守人生正途。
2.对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从“王官之学”到平民教化
孔子的“守正”并非墨守成规，而是在继承周代“王官之学”传统的基础上进行革新。周代教育以“诗书礼乐”为核心，却局限于贵族阶层，成为身份特权的象征。孔子打破了这一垄断，将“王官之学”转化为平民教育资源。他在整理《诗经》《尚书》时，保留了“敬天保民”“克明俊德”等传统价值观，同时通过“有教无类”的理念，让普通民众得以接触文化经典。例如，《尚书·尧典》中“协和万邦”的政治理想，经孔子阐释后，从贵族的治国谋略变为普世的道德追求；《诗经》中的《关雎》《鹿鸣》等诗篇，也从宫廷乐歌演变为培养“发乎情，止乎礼”伦理观念的教化范本。这种转化既延续了中华文化根脉，又使“正”的道德标准从贵族阶层下沉为全民可践行的人格范式。正如《孔子家语·三恕》所言：“士能明于三恕之本，则可谓端身也。”他将“端身正行”的要求赋予广泛的社会群体，使“守正”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价值追求。
3.目标的系统性：从“诗书”到“文德”的教育闭环
孔子“施教”体系以“诗书—孝悌—仁义—礼乐—文德”为递进链条，形成了从知识奠基到人格完善的完整逻辑闭环。这一体系既遵循“由文入理、由情及行”的认知规律，又暗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诗书”启蒙是起点，通过“思无邪”的经典浸润，为学习者奠定文化认知基础，如《论语·为政》以“思无邪”强调文学对思想的净化作用；“孝悌”为本是伦理实践的开端，将家庭中的“爱敬”推及社会，形成“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道德延展；“仁义”立身是价值内核，通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共情逻辑，使道德从行为规范升华为内在自觉；“礼乐”教化是行为规范的外化，通过祭祀、射礼等仪式，将抽象的仁义原则转化为具体的行动范式；最终成之以“文德”，使学习者成为兼具“文”之学识与“德”之品格的君子，实现“知、情、意”的统一。这种系统性设计，既体现了对“正”的目标的分层落实——从知识层面的“正思”，到行为层面的“正行”，再到人格层面的“正身”，同时也反映了中华文化“一以贯之”的思维特质。如《中庸》所言，“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在守持“止于至善”的终极目标时，通过循序渐进的教育步骤，使“正”的理念渗透于个体成长的每个阶段，最终达成“文质彬彬”的理想人格。
从根本上看，孔子锚定“止于至善”的教育目标，实质上是对中华文化“守正”精神的深刻践行。唯有以“正”为人生方向，以“德”为价值核心，才能在变动不居中坚守人性的光辉。这种思想不仅塑造了传统中国“士以弘道”的精神品格，更为当代教育提供了深刻启示：无论知识如何更新、技术如何进步，“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始终都要以“守正”为根基，让个体在文化传承与道德实践中成为兼具智慧与德行的“全面发展的人”或“完整的人”。
（二）人性论与成长规律的契合
孔子的“施教”体系奠基于其对于人性本质的深刻理解，他坚信人性可以通过教育雕琢向善，并以“反求诸己”的内省机制唤醒道德自觉。在认知规律层面，其遵循“由文入理、由情及行”的渐进逻辑，形成了“知行合一”的闭环，实现了从知识到行为的转化；在身心发展适配方面，其精准对应特定的教育阶段，契合青少年的思维发展特点，指明了“以人性为基、以规律为道”的育人方向。
1.以对人性的认知为基础
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为基础，孔子认为人性本具相近的善端，而个体差异则源于后天习染。孔子的裔孙子思提出：“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意思是每个人都天生具备本性，但内心没有固定不变的志向；人需在接触外物后，心性才会有所发端；受到外物悦服后，行为才会有所表现；通过不断习染，志向才能逐渐稳定。这一“始者近情，终者近义”陈伟等：《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1页。的教育逻辑，打破了“天性论”的桎梏，为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提供了哲学依据——如同璞玉需要雕琢，人性亦可通过教育引导向善。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强调通过系统的“诗书—孝悌—仁义—礼乐”教育，引导人性回归本真。这也正是《中庸》“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即以主观能动的教育，克服环境对人性的负面影响，使“习”回归“性”的本质。
孔子之“施教”包含了“反求诸己”的内省机制，“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都是他“反求诸己”思想的体现，这要求个体通过自我反思实现道德提升。这一机制契合人性发展的内在需求：人不仅需要外在规范的约束，更需通过内省唤醒道德自觉。如《论语·学而》中的“吾日三省吾身”，正是通过主动审视自身言行是否符合“孝悌”“忠信”而“道（导）之以孝悌”，使人性中的善端得以扩充，进而形成“克己复礼”的自律能力。
2.遵循“由文入理、由情及行”的渐进逻辑
深入思考孔子的“施教”体系，会发现其在认知规律上的深刻性。孔子遵循了从具象到抽象、从感性到理性的认知发展规律。“先之以诗书”以经典文本为起点，通过《诗经》的形象化表达（如《关雎》的情感隐喻）和《尚书》的历史叙事（如《尧典》的德治范例），为学习者提供了可感知的文化素材；“道（导）之以孝悌”则将经典文本中的伦理观念转化为家庭实践（如侍奉父母的具体礼仪），使抽象的道德规范落地为具体行动；“说（悦）之以仁义”进一步通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共情推理，推动学习者形成价值判断；“观之以礼乐”最终以制度化、仪式化的行为（如射礼、祭礼）将价值理念外化为习惯性规范。这一过程如同水流循渠，从“知识输入”到“情感认同”，再到“行为固化”，层层递进。
《论语·为政》与孔子的“施教”体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知行合一”认知闭环。孔子强调“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将“行”置于“文”前，体现了他对认知与实践辩证关系的把握。例如，在学习《诗经》“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后，需在家庭中践行孝养之责，方能真正理解“孝”的内涵。这是一种“学—行—思”的循环，即通过身体的具体实践深化认知理解。
3.与身心发展的阶段深具适配性
孔子“施教”体系与古代的教育阶段精准匹配，与传统的“小学—大学”教育阶段高度适配。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提到：“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大戴礼记》中的记载证明朱熹所说有其依据——“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束发”即“束脩”，孔子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东汉时期的郑玄注曰：“束脩谓年十五以上也。”唐朝李贤太子注曰：“束脩谓束带脩饰”，孔子“施教”，属于成人之教，对应的是十五岁以上的青年。
“先之以诗书”是知识奠基与价值认知的起点，恰好对应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孩子。这一阶段，他们开始思考人生与社会的诸多问题，孔子将《诗经》《尚书》作为基础教材，其中蕴含着中华先民的智慧与伦理雏形。《诗经》“温柔敦厚”，通过比兴手法传递情感伦理，如“发乎情，止乎礼”，可在《诗经》第一篇《周南·关雎》中得到共鸣；如“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其价值萌芽可在《小雅·蓼莪》中找到源头。《尚书》载“先王之政”，以历史叙事展现治国之道，使弟子在文献研读中建立对“王道”“德政”的认知。此阶段并非单纯记诵，而是通过“告诸往而知来者”的启发式教学，让弟子从经典中提炼出初步的道德判断标准，从而为后续的伦理实践奠定认知基础。
“道（导）之以孝悌”是伦理实践的个体锚点，也是将认知转化为行动的关键环节。孔子视“孝悌”为“仁”的根本，要求弟子“入则孝，出则悌”，使家庭伦理自然延伸至社会秩序。相较于诗书的抽象教化，孝悌更注重日常实践。“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通过侍奉父母、尊敬兄长的具体行为，培养“爱”与“敬”的德性。这一阶段教育的特点是“行胜于言”，正如曾子“耘瓜受杖”的典故，孔子通过生活事例引导弟子理解“孝”的分寸，使伦理规范从文本走向实践，成为个体的行为准则，从而实现从“知”到“行”的初步转化。
“说（悦）之以仁义”旨在实现道德的价值升华，将教育提升至精神层面的自觉。“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义”是行为的正当性标准，二者共同构成了道德实践的内在驱动力。与“孝悌”的具体规范不同，“仁义”更强调“心之所安”。子贡问“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否为“仁”，孔子以“圣也，尧舜其犹病诸”回应，引导弟子理解“仁”是永无止境的自我超越。“义”则要求“见利思义”，在抉择中坚守道德底线。此阶段通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教育，让弟子从“被动守礼”转向“主动求仁”。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正是仁义内化后精神自足的体现。
“观之以礼乐”是人格境界的外化呈现，也是对道德修养的具象化检验。礼以“别异”，规范行为秩序；乐以“和同”，陶冶情感心性。孔子认为，“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要求弟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从服饰、举止到礼仪细节，均以“礼”为准则。同时，通过“乐教”（如击磬、鼓瑟）调和性情，使道德实践从“约束”变为“自然”。如子路原本是“冠雄鸡，佩豭豚”的粗野之人，经礼乐教化后成为“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论语·公冶长》）的贤士，体现了礼乐对人格的重塑作用。礼乐不仅是行为规范，更是“文质彬彬”的君子气象的外在彰显。
“成之以文德”是期待成就“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标志着教育的最终完成。“文德”并非单纯的文化知识，而是“德”与“文”的合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弟子需兼具道德修养（道、德、仁）与六艺技能（礼、乐、射、御、书、数），方能成为“修己以安人”的“大人”。在孔子培养的弟子中，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以外交才能践行“安人”之志，曾子“传夫子之道”，以学术传承延续“文德”精神，均体现了“文德”所指向的社会担当。这一阶段的教育超越了个体修身，指向“平天下”的实践，实现了从“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的境界跃升。孔子的“施教”体系，既注重阶段性进阶，又强调各环节的渗透融合。这种教育模式打破了贵族“器用之教”的局限，将“大人”之教确立为具有普适性的人格理想。
（三）“修身—治国”的逻辑贯通
孔子的“施教”体系与《论语·为政》的核心理念，构建了从个体道德修养到社会治理实践的完整逻辑链条。这一贯通性既体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也揭示了教育作为连接个人与社会的关键纽带作用。从“修身”到“治国”的推演，并非简单的目标递进，而是通过对教育内容的系统性设计，将个体品德养成与社会秩序建构有机结合，形成“以教立人、以人兴国”的治理智慧。这种思想深刻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唯有个体在道德与能力层面得到提升，才能为社会治理奠定坚实基础；而社会治理的良性运行，又反过来为个体发展提供保障，二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
1.个体修养与社会治理的统一
孔子的“施教”体系与《论语·为政》共同构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完整逻辑链条。个体通过“先之以诗书”获得文化知识，借“道（导）之以孝悌”培养家庭伦理，凭“说（悦）之以仁义”树立价值观念，用“观之以礼乐”规范行为举止，最终“成之以文德”实现个人修养的提升。《论语·为政》强调“为政以德”，要求为政者将个人品德延伸至治国实践，形成“为政者修德—民众效仿—社会有序”的治理路径，如北极星般以道德引领社会发展。一方面，个体修身是治国的基础，唯有具备“文德”的君子，才能在为政中践行“为政以德”；另一方面，治国实践反作用于个体修身，社会治理的需求促使个体不断提升道德与能力。二者双向互动，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2.教育内容的社会导向
在内容上，孔子的“施教”体系是一个社会导向的多维体系。第一，以诗书之教奠定思想基础。《诗经》“思无邪”的价值引导与《尚书》“敬天保民”的治国理念，为为政者提供了正确的政治引领，使其在治理中坚守道德底线、明确施政方向。如《尚书·尧典》中“克明俊德”的思想，引导为政者以高尚品德治理国家。第二，以孝悌之教促进社会和谐，将家庭中的孝悌之情推及社会，形成“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社会伦理，减少社会矛盾。例如，在家孝顺父母的人，在社会上更有可能尊重他人、遵守秩序，从而促进社会的和睦稳定。第三，以仁义之教保障决策正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义原则，指导为政者在决策中考虑民众利益，避免权力滥用。如面对利益分配时，以仁义为准则，保障决策的公平公正，维护社会的秩序正义。第四，以礼乐之教规范社会秩序，通过礼仪制度明确社会等级与行为规范，如祭祀礼、成人礼等，使社会成员在各自角色中遵循相应准则，维护社会的有序运行。例如，宴饮之礼中的座位排序、用餐规范，既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也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3.教育功能的政治意义
在将教育作为社会治理的手段上，孔子“施教”体系体现了“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思想，通过教育培养民众的道德观念与社会责任感，从而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秩序。如古代通过官学推行儒家教育，将“忠孝”等观念渗透到民众生活中，以减少社会动乱因素。在德治与法治的结合上，孔子强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同时不否定法治的作用，展现出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理思路。在人才培养服务于治国需求上，孔子的“施教”体系以培养“为政以德”的人才为目标，认为具备“文德”的人才能够在治理中贯彻道德理念，使国家实现长治久安。
四、《论语·为政》与孔子“成德”之教体系的当代启示
《论语·为政》与孔子“施教”体系所蕴含的思想，在当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对教育和社会治理有着深远的启示意义。
（一）教育领域：注重品德培养与全面发展
在当代教育中，应借鉴孔子“施教”体系中重视品德培养的理念，将品德教育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正如孔子强调通过学习《诗经》《尚书》培养学生的纯正思想一样，现代教育也应注重对经典文化的学习，让学生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学校可以开设丰富多样的经典研读课程，根据学生的年龄和认知水平选取合适的经典篇章。例如，小学阶段可选择《论语》中的简短语录、《诗经》里的童趣民歌，通过故事讲述、诵读吟唱等趣味方式，让学生初步接触经典文化，感受其魅力；初中阶段可挑选具有一定思想深度的《论语》重要论述、《孟子》论辩文章，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分析，培养其阅读理解和思维能力；高中阶段则可研读《论语》《孟子》全文及《诗经》《尚书》等经典篇章，借助专题研究、学术讨论，挖掘经典内涵，培养其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同时，要重视学生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品德实践，如“道（导）之以孝悌”，引导学生从关爱家人、尊重他人做起，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此外，还要鼓励学生发展个性，培养其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的能力，避免其成为单一的“工具性”人才，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与孔子“说（悦）之以仁义”和“君子不器”的思想相契合。
（二）社会治理：倡导德治与法治相结合
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及其对礼乐制度的重视，为当代社会治理提供了有益思路。在现代社会，法治固然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保障，但单纯依靠法治是不够的，还需要德治作为补充。为政者应像孔子所倡导的那样，以高尚的品德修身立行，通过自身的表率作用引领社会风尚。例如，领导干部在工作中要秉持公正廉洁的原则，为民众树立良好的榜样。同时，要重视文化建设和道德教育，通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社会成员的道德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在社会生活中，通过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和道德实践，如传统节日活动、社区志愿服务等，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道德教育、提升道德素养，进而实现德治与法治的有机结合，助力构建更加和谐美好的社会。
五、结 语
《论语·为政》与孔子“施教”体系相互印证，共同构成了孔子思想的重要内容。《论语·为政》以“为政以德”为核心，通过对诗书、孝悌、仁义、礼乐等方面的论述，详细阐述了培养“有德”之为政者的方法和途径；孔子“施教”体系则从教育的角度，系统地提出了培养人才的具体目标和步骤。二者在目标、内容和逻辑上高度一致，展现了孔子思想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孔子“施教”，立足于培养具有高尚德性的成人、大人，这样的人知是非、明荣辱、能担当、敢引领，他们格局大、有气象，能“以明德引领社会风尚”。孙中山先生在谈到传统的“大学之道”时，曾意味深长地说：“象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又说：“自失了民族精神之后，这些知识的精神当然也失去了。所以普通人读书，虽然常用那一段话做口头禅，但是多是习而不察，不求甚解丹东股票配资，莫名其妙的。”对于孔子的“施教”体系，我们同样应该给予高度重视。在当代社会，深入研究和借鉴《论语·为政》与孔子“施教”体系的思想内涵，对于推动教育改革、促进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应当珍视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使其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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